转自：中国科技信息网 时间：
科学和人文的关系，这些年来成为大学、学术界、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一讨论由来已久。不久前，
慎言“反科学主义”
我想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泛化的“反科学主义”。或者说得留有一点余地吧，我主张慎言“反科学主义”。要谨慎，不要随便去讲。我的理由是“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意义含混，极易引起误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反科学。
“反科学主义”这五个字可以理解为反对一种主义，一种叫做“科学主义”的主义，我只反对这种主义，我并不是反科学。可以这样理解。现在讲反科学主义的人在发表的文章中也大多是这样解释的。但是我想，不管在文章中做了多少说明和辩解，总是难免被理解为另一个意思。那就是说，主张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就是反科学，反科学本身成为一种主义。就是这五个字，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可以那样去理解，极易引起误解。所以反科学成为一种主义，把这种主义叫做“反科学主义”。我想如果不是有意要张扬，把反科学当做一种主义，就是这五个字的“反科学主义”的话，那么与其在极力辩解的情况下去反科学主义，何不避免用这个术语而用清楚的语言去反对你所不赞成的那些具体的思想和观点，而不用含混的“反科学主义”这五个字呢？
据说学自然科学的人是天生的“科学主义者”，这种说法，也许是想说明学自然科学的人天生不会反科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责难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天生缺陷，那岂不是说“科学主义”成了学自然科学的人的“原罪”了吗？这样来“反科学主义”，那打击面太宽了。
热心于“反科学主义”，也许他的意思在呼唤人文精神。呼唤人文精神很符合现实需要，我很赞成，但是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科学主义的靶子，把人文精神同崇尚科学当做相互排斥的、此消彼长的东西呢？它们不正是应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吗？
怎样看待科学基础的社会应用的负面后果
反科学主义的人很强调这个问题。我想科学家们历来对科学基础的社会应用的后果有两方面的分析。既乐于看到正面的积极后果，又担心现实的或者可能的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可怕的后果。
20世纪以来，战争和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人口爆炸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人在自然的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导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人凭借科技和工业的力量在改变自然的时候，上述这一系列问题也日益显得尖锐起来。应当看到，正是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这一方面的先知先觉向人们发起了警告和呼吁。
但呼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后看，就是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作极端的消极评价，持根本否定态度，说科学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一种是向前看，就是清醒地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总是能够在科技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间，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中间，在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进一步确立和贯彻中间来逐渐得到解决。就是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定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而是否定工业的盲目发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更加符合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新发展的这种状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怎么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决于人们改造社会的能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
怎样看待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反科学主义很大一个论点，认为不存在什么社会科学。我想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影响下日益成为科学，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但在19世纪马克思那个时代就存在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而且在17世纪威廉·配第(经济学家)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现在进入21世纪了，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这个潮流不但比19世纪更强，而且比20世纪也更强。这是谁都看得到的越来越明显的历史潮流。但是历史潮流的前进总是伴随着冲突，伴随着不同的曲线和趋势。虽然这个历史潮流终归要奔腾向前，不管人们是看到它还是没有看到它，不管人们是朝向它、推动它还是背向它、反抗它，历史潮流总是要向前的。
另外，在承认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人们中间，又有人赞成称人文社会科学，有人只愿意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是不主张把人文学科称为人文科学。有人不主张把哲学看作科学，有人则强调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就是科学的哲学。我以为，这都不必强求一致。在我看来，有科学的哲学，也有难以确定其科学性的哲学。文艺自然不属于科学，但对文艺的研究，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它进行研究，文艺学就可以称为一种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的存在，这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不独我们国家、不独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看，其他国家的、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这样看。现在讲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无不被人视为各自成为一门科学，虽然这些科学部门有些成果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性还常常成为争论。争论是要争论，但这个趋势我想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研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自然界，无生命无意识的和有生命低意识的自然界；一个是社会和人文，是有意识有能动性的人所组成的人类世界。就是在自然科学内部，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无生命界、无生命的自然界的科学同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科学之间、低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同高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之间，都还有不同，何况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之间呢？
重理轻文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也是我们现在要大力加以解决的。但这不是由于什么“科学主义”而产生的。用“反科学主义”的办法，造“反科学主义”的声势，并不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重理轻文的情况呢？
是建国以来就重理轻文吗？我想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届人民政协开会，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时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界是平衡的，是并重的。
我想问题是发生在后来。建国第二年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就正式召开了，参加政协的筹委会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还有科学普及协会，后来两个协会合并，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而建国之后，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迟迟没有召开，一直到今天也不再提起，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当然也就没有成立，现在倒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社联、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第一届科学奖，原来的设想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来发奖的时候，自然科学发了一等奖，华罗庚、钱学森等人都得了奖。但由于种种矛盾、种种顾虑没法解决，结果社会科学方面全部空缺。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与中国科学院相并立。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改称院士，而社会科学方面，当初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现在只有三位。最年轻的于光远也九十了。还有季羡林和洛克莫。自然科学方面的国家奖励，已经规范、定型而且立法，颁发了多次了。社会科学方面只有地方奖，省、市、地方奖励；部门奖，教育部发一个，或者中国社科院发一个；以个人名义的民间奖，吴玉章奖、孙冶方奖等。国家奖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总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在这些方面好像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至于现实生活中表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地位不平衡的现象，那就更多了。
那么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原因很多，也不是没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和一些麻烦。但是根本原因，我看，发生在领导思想上。
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问题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这是在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一场激烈的论战。索卡尔事件的近期背景应该从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说起。这种思潮引起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忧虑。一位生物学家叫格罗斯，一位数学家叫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是迷信但是装潢得很高级的。他们是有感于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正在悄悄地渗进大学的讲坛、专业期刊、学术著作或者教育著作，这就是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高级迷信》这本书就是他们对这种诋毁的公开回应。
回应引起强烈的反响。自然科学家们大多是持肯定态度，而反面的意见大多来自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科学研究”学者。“科学研究”学者，就是把科学的研究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对象来对它进行研究，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认识现象，把它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叫“科学研究”学者。美国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索卡尔，正是读了《高级迷信》这本书之后，引起共鸣，就是模仿那些后现代学者们惯常的思路和语言风格，写了一篇开玩笑的文章，题目叫做《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充满了科学错误和逻辑错误。他想看看这篇错误百出的文章会不会被编辑识破，就把它送到那个《社会文本》的编辑部。
大概这篇文章投了编者所好，大概编者认为这一篇是出自物理学家之手的文章，是一块可以向科学界的传统理性主义扔过去的石头，所以就把它欣然接受发表。
可是，几天之后，索卡尔在另外一个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自我曝光，说他送给《社会文本》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目的是测试那批对科学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够不够学术水准。他说那篇文章在科学内容上是明显的胡说八道。
这样一个戏剧性事件，不但引起学术界大哗，还蔓延到新闻界，蔓延到公众中，甚至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舆论中自然认为那些被批评的后现代的人文学者受了窘、丢了丑。但是，一场论战绝不会由于一篇恶作剧文章而告结束。
索卡尔事件引起的这场争论，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同受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影响的“科学研究”学者们之间的争论。我希望我们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学研究，在不忽视后现代思潮中那些引人深思的批判性思考的同时，不完全否认它，它有些引人思考的有启发的东西，但是不要步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后尘，而要坚持开创科学和人文相互沟通的健康格局。我们不要把科学和人文相互对立、相互诋毁，而应该相互沟通，形成健康格局。
最后，我想说一点相关的内容。去年,文学家王蒙在中国海洋大学组织了一个“科学·人文·未来”论坛，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目前世界上后现代有个潮流——质疑科学，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发展得这么快。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非常敏感，不少人对科学感到恐惧，实际上更应该对野蛮和愚昧感到恐惧。有些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在什么特异功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把伪科学的东西宣扬了个够。至于我国民间，长期以来愚昧迷信十分严重。直到今天，农村仍有自称真命天子者出世。每当党委政府换届，都有众多相当级别的干部去进香、拜菩萨，还有扶乩、灵鸽、风水、算命，各种原始巫术已经猖獗万分。有个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养了一只鸡叫神鸡。给新房定价，就奏乐念经，然后把鸡请出来，由鸡定价。”王蒙说这真是活见鬼。他说：“我担忧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时期批评科学主义的理论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对于中国来说，更加迫切的难道不是批评蒙昧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吗？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我这个题目里的“双赢”就是从他这来的。
王蒙最后说：“为了国人和全人类的福祉，为了最终地去除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迷信愚昧，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起手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吧!”
我一直说，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意识，不知道会走到什么方向去。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科学如果没有人文关怀，那就是冷冰冰的东西。这就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从文学家王蒙那里听到这种呼声，我是很高兴的。
龚育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